如，为了鼓励学术的发展，恺撒在公元前46年授予所有外邦医生和哲学、逻辑学、修辞学、历史、数学、地理、天文的教师罗马市民权。
[34]在中国，经济学家比法学家在案例研究上先行一步很可能存在制度性的原因：正式法律制度在现实市场中被架空，非正式合约安排和地方政府对正式法律制度的变通执行取而代之，甚至以违法[35]和法律规避的形式长期存在，[36]有的违法行为还逐步演化成为正式的法律制度。[23]参见艾佳慧：司法知识与法官流动—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4期。
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中，我国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和研究路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通过使用经济学这一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而登上了国际学术舞台。[61]同时，官方数据和非政府组织就同一数据源采集和公布数据的巨大差异也凸现了这一问题。在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中使用计量分析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群体之外。当然，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力成本的高昂。我们不应轻易放弃将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进行研究的努力，尽管语言和知识背景的差异都是需要我们加倍努力逾越的障碍。
由于知识结构和语言的原因，中国法学家一直停留在美国法律经济学的对话之外。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在美国和欧洲学术界的发展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研究路径对本土化法律现象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其研究成果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监管行为影响了法律制度的修订和发展，笔者对此价值不再赘述。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所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法律形成和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彼此间利益驱动、相互博奕，最后达致利益相对平衡的过程。
对此科斯指出：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实质。达成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调整进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司徒阳我行我素，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红灯亮时，即为不得行驶车辆的义务。
[16]参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科斯定理辞条，由著名法经济学家罗伯特·考特（Robert Cooter）撰写。[12]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后世的许多法律学说在总体上对法律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说明，都蕴涵着对法律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
无论制糖商是否有产生噪声或震动的权利，实际上这一权利将由那个认为此权对自己最有价值的人取得（犹如新发现山洞的情况）。[17]这种因权利初始分配而对当事人的偏好产生的可能影响，通常被称为赠与效应。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划分是确定的，其中主体是主动的和能动的，客体是被动的和受动的。笔者认为，从法经济学哲学角度，特别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stivity）的认识路径，理解并阐释在这样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里多元主体实践交往的本质，为运用法经济学范式研究法律体系（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原则和制度，奠定了基础。
张三拥有一块土地的所有权，甲企业出售自己的产品，李四在自己的牧场里放牧羊群，等等……。[8]利益只有在被法的创制机关认识到并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需要用法律的手段调整时，才能被固定到法律规范中，而未被认识的利益或被认为是不具重要性的利益不会出现在法律文件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作者简介】 冯玉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长期被迫聆听钢琴声，严重干扰和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3]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法律上的权利是指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有其他人的法律义务所保证的法律手段。
这就是说，法律一般不以主体作为区分标准，而是以行为作为区分标准。[10]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要求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伴随着新的利益群体的不断涌现。
其一，法律关系（权利的初始分配）—即在做出新的法律行为之前，法律规定的社会资源布局是什么（谁拥有什么？）—对其用以交换的法律权利（Rights）起着创设、使之合法化以及增强社会理解的作用。所谓革命、改革、改良，实质上都是对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或再分配。美国法学家庞德也说：法律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种利益中大部分或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利益得到满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地牺牲。[15][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页。一般而言，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主体对客体的物质结构、物质形态，从而也对其物质属性和物质关系方面加以改造，使客体自身发生变化。要么农民是违法的，铁路部门可以有不受惩罚而污染环境的权利。
[9]该案的基本案情是：一幢居民楼中，由于一位退休职工招收学生进行钢琴教学活动，每天从早上持续到晚上11时，影响了邻居们的正常生活、休息与学习，导致了诉讼。【注释】 [1]人权、环境保护、生态等问题日益国际化，联合国已经颁布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公约》两个人权公约，大力倡导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
在主体的权利范围内，权利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合法的，而超出这一范围，则是非法的或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适用者（如法官）在处理两方当事人侵权纠纷的时候，只需要在事实层面判明谁对谁错，是谁给别人制造了外部损害，而后在法律层面进行单向性推理，判令外部性制造者停止侵害或者给对方赔偿损失就可以妥善解决问题。
参见王启富、马志刚：《权利的成本—效益分析》，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15] 再以科斯所说的另一个著名案例—火车烧柴和煤溅出火星，可能引燃农田造成农民较大损失—为例来分析，传统观点认为：要么铁路部门的行为是违法的，而农民有权要求法院禁止其侵害。
认为法一般的和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而已。在政治领域，任何一种权力都是受利益支配的，而权力结构的变动又往往相伴着宪法或法律的修改或更新。马克思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4]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他认为利益是法律的原因，法主要规范着利益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不可避免，必须正视它的存在。
[19]在一项关于空气能见度降低的研究中，被调查者们回答说，他们愿意接受空气能见度降级而提出的索赔额，比他们所估计的为了防止空气能见度同等程度的降低而愿意出的钱高5至16倍。(2)每个交往主体在交往活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对方施加着影响，也受到他人的影响，这里不存在单纯的影响者，也不存在着纯粹的被影响者。
法律正是在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和重整过程中逐步地向前发展的。[12]按照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现实中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界限清晰、确定不变，同他人的权利（或义务）不重叠、不冲突，也不受侵犯。
18世纪初，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注意到法是对各种利益的衡平。[14]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谋求解决的办法，减轻或者限制其冲突给社会带来的损害。[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哈贝马斯更将主体际的意义理解和合理性视为哲学的主题。详见刘作翔：《权利冲突：一个应该重视的法律现象》，载《法学》2002年第3期。
[21] 总之，正确认识高度交往社会的权利相对性、相互性，在权利明晰的情况下，鼓励彼此发生权利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尽可能通过自主协商达成权利交易，并借助于多种可行的法律办法解决权利难题与权利冲突，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德国法学家耶林继承了功利主义传统，认为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权利是法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是法的目的和根本标志。
3．社会利益（权利）格局变动的法律整合。认识活动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主体对通过在实践和交往中获得的关于客体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取舍、整合和重构，从而在观念上、大脑中再现客体，并反映主体与客体关系。
